纽约大学艾伦·格林斯潘经济学教授、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原行长 Mervyn King出席“2020上海金融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他首先介绍世界各国的疫情情况，认为控疫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并对疫情过后全球经济复苏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英国脱欧等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谈疫情过后经济走向
Mervyn King将目前的世界经济所遇到的困难和十几年前的金融危机做了比较，认为十年前，在金融危机高峰时期，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给金融行业提供支持，从而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当中的产业和家庭。现在事情倒过来了，市场被迫直接支持企业防止破产。因为如果没有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很多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会麻烦缠身。
对于封闭经济控制疫情的措施，为何会有反对声？Mervyn King介绍到，因为限制经济活动的公平性会遭到质疑，凭什么餐馆业主、演员及音乐家因为疫情遭受损失，而亚马逊却能够发疫情财呢？
对于疫情过后的经济发展形势，Mervyn King认为有两个因素对于结果至关重要，第一个因素就是在摆脱了新冠疫情，在经济走回正轨之后的公共财政状况。第二个因素就是政府的借款利率。
Mervyn King认为：“只要新冠疫情对于经济造成的永久伤害不大，提高税收的目的就不应该是恢复公共财政，而仅是资助公共开支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如果必要还可以高于疫情前水平。传统的智慧是在危机爆发以后欢迎央行通过量化宽松创造大量货币注入经济，而不是担心财政赤字以及国家债务的大幅增加。”
Mervyn King还表示，僵尸公司的数目在增加，这是因为有些公司在过去十年受到了低利率的支持僵而不死，而目前有些公司濒临僵化，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他们今年无法偿还债务，是因为疫情造成他们今年大多数时间无法正常运转。
接下来几年的重大挑战将是如何管理好债务重组，因为这是债务负担大增之后的必然现象。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负债上的预期亏损会加剧，有些银行为此做了计提准备，但是有些银行却没有。银行监管部门接下来几年将会异常繁忙。
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Mervyn King认为，现在全球化不像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那段时间那么受人欢迎，全球金融中心的概念可能会被一些区域金融中心所取代。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有很好的定位，但是上海要想吸引海外的兴趣，中国的监管部门需要一方面避免过分的复杂性，另一方面需要进行充分地谨慎监管，保证金融机构的安全运行，同时，也需要保证外国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转。中国的科创板尤其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谈英国脱欧
Mervyn King表示，自己来自英国，因可以告诉大家英国脱欧不必引起太多的担心。英国脱欧主要是一个政治选择，欧洲其他国家在尝试没有一个完整的财政和政治联盟的情况下创造一个货币联盟，欧元区为了维持欧元正在打造一个财政和政治联盟。由于英国没有意愿加入货币联盟，因此英国和欧洲大陆分道扬镳就不可避免。Mervyn King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经济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不大。
“英国70年代初加入欧盟，也就是当时的共同市场，并没有完全改造英国经济，因此英国脱欧也不会有此效果。但是英国脱欧确实会创造机会加强英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尤其是和中国的关系。”Mervyn King如是说。
以下为Mervyn King发言实录：
大家好！请接受我来自伦敦的问候。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在第六届上海金融论坛上发言。
该论坛声誉卓著，因为它能够让与会者及时交流金融体系面临的全球挑战。
当然我们目前的国际形势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各国产出大幅度萎缩，政府正在努力控制疫情。有些国家完成这个任务则更加成功，尤其是那些有控制非典经验的国家。中国大陆4月份就基本已经控制了疫情，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认为控制疫情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尽管有些国家在春天疫情控制地比欧美好，现在控疫也偶遇挫折，东亚还出现了新的疫情。人口5100万的韩国，死亡仅523例，但是现在感染人数也达到自今年3月初以来的最高水平。新西兰尽管关闭了边境，但是仍然出现了新的感染病例，尽管数量不多。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也才刚刚摆脱了长达四个月的严酷的封锁期。欧洲第二波的疫情跟人们担心的一样糟糕，尽管人员自由移动受到了严格控制。年初疫情控制得比较好的芬兰也因为出现了新的病例，而不得不加大进出赫尔辛基大区的人流控制。希腊今年大部分时间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惊人地少，但是最近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大幅度增加。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还有英国都在努力控制死亡人数的上升。美国则在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上继续创造新高。
没有人会认为控疫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2是个新病毒，人们正在努力了解这个新的病毒和高度传染的2019冠状病毒。各国家之间的疫情差异也难以解释，很多欧洲富有国家的疫情要比中非贫国的疫情更加严重，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新加坡的感染人数比韩国要多的多，但是死亡人数却少的多。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并没有答案。
面临如此情形，政策一定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政客的一个主要过失就是自以为是，貌似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此时人们需要更大的自信承认自己的无知。和很多西方政客的断言背道而驰的是，科学并没有给具体的控疫措施提供答案。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成功的控疫措施并不是现代科学的结果，而是那些传统补救措施，比如说保持社交距离、隔离感染人员、以及关闭边境。落实这些措施新西兰这些国家地区会比欧洲方便。
科学所做的重大突出贡献并不是根据不可靠的预测来设计封城措施，而是快速地研发疫苗，使人们有望在2021年尽量恢复正常生活。现在已经有几个疫苗即将上市，英国的疫苗接种将从本月开始。
2021年的经济前景看上去要比六个月前更加光明，这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十年前，在金融危机高峰时期，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给金融行业提供支持，从而间接地支持实体经济当中的产业和家庭。现在事情倒过来了，我们被迫直接支持企业防止他们破产。没有对实体经济的这些支持，很多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会麻烦缠身。
这次情况确实不同，这次的经济低迷可能和以前的经济下滑和衰退都有所不同，不仅出现了新的疫情，而且造成大多数国家产出大减的原因也很别出心裁。为了控制疫情，政府有意要关闭国家，这在一段时间造成了市场经济停摆。如果出于保护公共健康的考量，政府有意关闭部分的经济部门，那么同时政府又想刺激消费就不合理。家庭想有娱乐、餐饮、旅行方面的开支，但是封锁措施遏制了这些开支。这些行业现在已经积攒了大量的需求。在新冠疫情消退之后，这些需求会大幅度复苏，当然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府会在经济活动受限期间给人们提供一些收入支持。因此目前没有必要通过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于总需求提供大量刺激，而是能够给企业包括个体户提供一些暂时的支持，帮助他们挺过这次风暴，等待市场经济的重启。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市场发挥作用来决定企业的成败，而这并不是政府的工作。如果目前政府不给企业提供这些支持，有些企业可能不得不破产，而这种破产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限制经济活动的公平性就会遭到质疑，凭什么餐馆业主、演员及音乐家因为疫情遭受损失，而亚马逊却能够发疫情财呢？
新冠疫情的真正经济成本不应该由财政赤字来衡量，而应该由经济活动中断导致的产出损失来衡量。支持企业及就业的资金，实际上是从纳税人整体向企业转移资金，因此并没有造成整个经济的资源损失。确实拯救这些企业避免破产本身需要很大的成本，这些企业支持资金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保护就业。
在防疫限制措施取消之后，我们会逐渐发现消费模式的变化。企业需要时间了解市场对他们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变化，一些资源的重新分配是必然的，但是目前我们并不知道这种转移的规模。政府不应该提供太长时间的支持而阻碍这个进程，也不应该过早地取消支持，使得那些本来有发展前景的企业破产。
这一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长期而言，僵尸公司必须消失，这样才能够释放资源给那些盈利更高的行业，既然我们并不知道未来哪些公司会更有前途，因此我们目前应该保留选择的余地，在撤销支持的时候保持谨慎。
现在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对于目前巨大的财政赤字应该有多大程度的担心，财政赤字又导致了国家债务的攀升。很多人认为大幅度加税对于恢复公共财政是必要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完全应该视情况而定，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
有两个因素对于结果至关重要，第一个因素就是在我们摆脱了新冠疫情，在经济走回正轨之后的公共财政状况。第二个因素就是政府的借款利率。在这两个方面现在的情形和十年前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形都大有不同。
谨慎地管理公共财政意味着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在进入新冠危机的时候，他们的基本赤字，也就是不含利息支付的预算赤字水平要比十年前低的多。只要疫情对于经济的有效产出没有长久地重大破环，公共开支恢复到疫情前水平，预算赤字就会回到较低的水平。如果政府借款利率低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国家债务占GDP的比率就会缓慢而稳健地下降，这并不需要进一步收紧财政开支，但是这个比率恢复到疫情前水平需要时间，重要的是它进入一个下降的通道。
那么这些条件和假设是否合理呢？英国的公共财政办公室在一周前公布了英国公共财政的最新报告，报告分析了三种情境，也就是新冠疫情对长期产出影响的三种“伤痕”情境：潜在的产出降低0.3%和6%。由于媒体非常渴望对未来的情形进行一个精确的预测，因此，主要注意力投向了降低3%这一中间情境。但是该报告并没有指出哪种情境发生的概率更大，也没有出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也进行了基线预测，“世界经济的深度下滑会对各国的经济产出产生不同程度的潜在影响，这个影响取决于不同的因素，比如说各国采取全面封锁的程度、失业程度以及资源的错配，包括中央地方、职业之间、地域之间的资源错配”。但是这些因素并不需要持久存在，所以说现在就以新冠疫情对于经济的长期影响作为假设进行财政整顿，我认为是错误的。
谈到利率，现在政府的长期借款利率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英国30年通胀联动债券的收益率低于-2%，美国30年政府债券的实际收益率大约-0.4%，市场预期这个低利率环境会长期存在。因此，认为未来借款利率会远低于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率的最悲观预测是明智的。
只要新冠疫情对于经济造成的永久伤害不大，提高税收的目的就不应该是恢复公共财政，而仅是资助公共开支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如果必要还可以高于疫情前水平。传统的智慧是在危机爆发以后欢迎央行通过量化宽松创造大量货币注入经济，而不是担心财政赤字以及国家债务的大幅增加。
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此次情况确实与众不同。那么这些新情况对于金融体系意味着什么呢？我前面讲过，此次危机并不是发自金融部门，但是通过企业和家庭的问题对其产生了影响，因为他们的经济活动大受遏制。
新冠疫情之前，世界的债务水平相对于全球GDP的比率，要比2007年年初，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还要高。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企业和政府的债务负担都大幅度提升。
僵尸公司的数目在增加，这是因为有些公司在过去十年受到了低利率的支持僵而不死，而目前有些公司濒临僵化，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他们今年无法偿还债务，是因为疫情造成他们今年大多数时间无法正常运转。
接下来几年的重大挑战将是如何管理好债务重组，因为这是债务负担大增之后的必然现象。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的资产负债上的预期亏损会加剧，有些银行为此做了计提准备，但是有些银行却没有。市场对很多大银行尤其是欧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质量表示担心，这是因为这些银行的市净率偏低。 银行监管部门接下来几年将会异常繁忙。
除了企业的债务问题之外，主权债务国为了偿债也在苦苦挣扎。“20国暂停债务偿还计划”意味着双边债权国会在一定时期内停止73个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偿还。这个计划会短期缓解这些国家的现金流问题，因为该计划会减轻他们50亿美元的偿债负担，但是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需要债务重组，这方面要想真正取得成功，所有的债权国必须协调合作。
中国加入巴黎俱乐部将会提供很大助力。这会体现中国承诺与其他国家一起来管理世界经济。涉及主权债务的任何协议在现有环境下都很难管理，因为现在每个国家的国内债务问题都很严重。在中国，大家也已经意识到国企偿还债务的难度。在西方，也有企业不断进入破产程序，他们的债务必须重组。
市场现在比以往更加需要健康的金融中介机构，维持这些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高效、监管良好的金融中心至关重要。
这一切对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意味着什么呢？
全球化现在没有像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那段时间那么受人欢迎，全球金融中心的概念可能会被一些区域金融中心所取代。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有很好的定位，但是上海要想吸引海外的兴趣，中国的监管部门需要一方面避免过分的复杂性，另一方面需要进行充分地谨慎监管，保证金融机构的安全运行，同时，也需要保证外国金融机构的运转不会受到了过多的政治影响。中国的科创板尤其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在接下来几十年当中，中国的储蓄将会主要支持中国的投资。在未来上海能否成为一个主要的区域金融中心，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放松资本管制。除此之外，十年前的金融危机和最近的新冠疫情都告诉我们复原力的重要性。一个成功的金融体系不仅需要高效，而且需要复原力，要能够在未来的冲击面前尽快恢复。
我来自英国，因此我可以告诉大家英国脱欧不必引起大家太多的担心。英国脱欧主要是一个政治选择，欧洲其他国家在尝试没有一个完整的财政和政治联盟的情况下创造一个货币联盟，欧元区为了维持欧元正在打造一个财政和政治联盟。由于英国没有意愿加入货币联盟，因此英国和欧洲大陆分道扬镳就不可避免，但是我认为英国脱欧对于英国经济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不大。
英国70年代初加入欧盟，也就是当时的共同市场，并没有完全改造英国经济，因此英国脱欧也不会有此效果。但是英国脱欧确实会创造机会加强英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尤其是和中国的关系。
经济发展和政治动态并不总是并肩前行，但是在金融领域，未来十年伦敦和上海可能会走得更近，上海金融论坛也会变得更加重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