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页> 新闻 > 资管峰会 全球资管中心建设:新机遇、新格

资管峰会 全球资管中心建设:新机遇、新格局、新发展

发布时间:2020-12-16    浏览次数:920



12月13日下午,2020上海金融论坛分论坛——“资管峰会:全球资管中心建设:新机遇、新格局、新发展”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董事长叶国标为资管峰会致欢迎辞。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高金)理事会执行理事、国际金融家论坛名誉主席屠光绍教授作开幕致辞。

叶国标表示,上海正在抓紧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五个中心”建设,最关键、最重要也最难的是金融中心的建设和科创中心的建设。经过三十年的发展,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未来十五年,金融中心建设的2.0版需要构建四个重要支撑,也需要更加注重金融市场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从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发展。

叶国标指出,金融中心建设,不仅需要机构的集聚、数量的积累、体量的扩大,更重要的是质量的提升、能量的增强、功能的强化,要从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发展,要从量变到走向质变。

1991年,小平同志在视察浦东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满盘皆活。上海过去就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以后我们也要这么搞,中国要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当时有一句口号,叫“浦东开发,金融先行”。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新晋为全球排名第三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既是了不起的成就,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出发。今天发布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目标和发展建议》,提出未来十五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2.0版,需要构建四个重要支撑:要构建更加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要构建更加国际化的法治体系;要构建更加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要构建更加高端的人才体系。此外,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需要更加注重金融市场的建设,要成为市场中心、定价中心,要成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中心,要成为人民币的国际配置中心。

除了金融中心,另外一个关键就是科创中心建设。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里一个重要关键词就是科技创新,中央把科技创新提高到核心地位、战略地位,强调科技创新要自立自强,要面向世界科技创新的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的生命健康来搞创新,加紧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谈及上海作为科创中心的建设,叶国标指出,上海浦东有两座城,一座是陆家嘴金融城,一座是张江科学城。这是上海未来发展的两个驱动器、两个引擎、两只翅膀。这两座城做强了,崛起了,腾飞了,也可以为国家的战略发展提供新的动能、新的动力。

“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背后需要一个信息中心、思想中心来支撑。”叶国标表示,上海金融论坛就发挥了这样专家云集、思想碰撞、智慧交流的作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也是这样一个平台和载体,承载思想,传播信息,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开放、服务、分享、共赢的多功能国际化平台。

叶国标也对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做了介绍,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是新华社的直属机构,是新华社和上海市政府战略合作的重要成果。在物理上,是一座建筑,是陆家嘴的新地标;在功能上,希望将其打造成为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功能性平台、服务性平台、资源性平台;在政治上,是陆家嘴楼宇党建的一张新名片、一个新窗口。

高金金融学教授、学术副院长、国际金融家论坛联席秘书长严弘,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钱于军,浦发银行副行长谢伟和平安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放先后围绕“开放与创新:重塑资管新格局”发表主旨演讲。

严弘表示,央行最近的调研报告显示,在中国的家庭资产构成里面只有20%是金融资产,而像股票和基金这样的权益类金融资产,加起来不到金融资产的10%,只占到家庭总资产的2%左右, 与美国或其它发达市场的相应指标相比差别很大。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家庭资产配置还很不均衡,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资产管理,特别是金融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一旦我们这些家庭资产进行再配置的话,市场对资产管理行业的需求会是非常巨大。

严弘强调,在市场里假如无风险收益率很难确定的话,那风险溢价也就难以确定。另外在市场里面,假如稳定收益率难以实现的话,这时候就会引起很多短期投机行为。我们往往将这个市场的问题责怪于散户的短期投机,而实际上这本身是一个内生性的问题。假如市场本身的定价机制就有问题的话,那机构投资者的散户化也会是一个必然现象。

严弘认为,资管新规是保证资产管理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指引,会给资产管理行业带来重塑的机遇。资本市场的改革和资管新规的落实,将逐步改善资本市场的风险定价机制,为资产配置的有效实施奠定基础。

严弘指出,各类资产配置方案将成为资本市场中的稳定器,并为投资者带来长期的投资价值。其中基于宏观风险因子的配置方案将会逐渐显现出它的优势,在市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钱于军指出,目前上海有很多国际金融机构,在1600多家金融机构中外资机构占近三分之一,而且还会继续增加。作为外资资管公司,在中国希望发展的业务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带着外资进中国;第二,从中国机构和老百姓手上融资,在国内投资;第三,在中国融资,投资到海外做全球资产配置。他表示,这三步彼此不冲突,也不一定一定按照一、二、三的顺序来进行。

“2020年前九个月外资主动型基金流入A股市场规模有140亿美元,被动型的有40亿美元。在债市方面,流入的资金主要是买国内债券,总共有一万亿人民币,其中五千亿是买中国的国债,因为国债风险评级很高。另外还有4500亿资金购买金融债,外资并没有大规模进入我们的公司债和信用债。”钱于军如此介绍。

展望明年,钱于军认为,明年外资进入中国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大和加快,为什么外资还在投中国?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看好中国市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有很多新经济的优秀企业;其次外资对主板里的消费、TMT、白马股、绩优股都比较看好。明年外资进入A股的趋势不会放缓。钱于军预测明年外资进入A股大概有两千亿人民币。另外可能有六千到八千亿外资流入债市,不过A股中的好企业还是会被全球投资者所青睐的。

谢伟表示,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取得迅猛的发展,形成包括银行、信托、券商资管、保险资管、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基金子公司、期货资管等在内的大的资管格局。在技术驱动下,竞争也在加剧,互联网的公司成为了行业的新进者,其中不乏一些互联网巨头。在开放政策的驱动下,来自境外的资管巨头也开始加入赛道,整个大资管行业愈发多元。

谢伟指出,上周银保监会发布了中国影子银行报告,这也是监管部门首次对影子银行的概念、影响等发布一个全面的分析报告。报告最后提出我国影子银行积累时间长、存量风险较大,各类隐性担保和刚兑没有真正打破,部分高风险影子银行借不当创新卷土重来。在过去五年里监管部门的主要目标就是打破刚兑,2014年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当中有明确的指出,要在风险可控情况下有序打破刚性兑付,顺应基础资产的风险释放,让一些违法事件在市场自发作用下自然发生。从那之后,从2015年开始,国内的每一年都有典型性的债券出现违约,无论是中钢集团、东北特钢,包括今年的永煤。

谢伟认为,刚兑信仰就是对风险的忽视,而刚兑信仰的崩塌也是对应了风险意识的回归。除信用风险以及市场风险外,资管面临着产品风险、客户风险、合规风险、声誉风险等。在数字化渗透程度加深的新场景下,信息技术的风险,数据风险,系统风险也必须关注和警惕。本周二,郭主席在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提出要关注新型“大而不能倒”风险,这都是给我们做一些提示,要求我们要注意审慎的金融创新。尤其要注意到金融创新是双刃剑,既能够提高市场效率,也会酿成巨大风险。所以要把握金融创新的边界,避免以创新之名套监管之利。

万放认为,未来资产管理的趋势为发展的机构化、系统的科技化、监管的统一化。中国的总体人口正在不断的老龄化,养老的投资管理正在成为一个社会的刚需,而目前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在养老投资自我管理,而这种缺乏纪律和能力的投资管理,越来越被实际低收益甚至本金的损失所困扰和打击,完全无法满足自身对未来养老财富的储备和要求。随着市场的反复教育,机构对科技应用,监管对养老的引导以及政策的税优税延,个人养老投资自我管理将会逐步过渡到购买机构养老资管产品和养老保险产品,催生中国的资产管理向机构化发展。同时叠加中国的对外开放,外资的进入将进一步加快中国资产管理的机构化发展。

他表示,资管行业家家有系统,系统基本上就是三层,数据+模型+应用,但不同机构的系统如何体现先进性,就在于系统上最新科技的应用,万放把他称之为资管系统的科技化。首先在数据层,从哪里获得数据,如何把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如何清洗数据,数据来源的真实以及可持续性等,都取决于系统的深度和广度。其次在模型层,ALBERT语言模型、Transformer序列模型、XGBoost回归器、图神经网络等新科技的应用,决定了这个系统的核心能力。其三在应用层,移动互联网特别是5G的出现,如何结合各种业务场景,给各种投资赋能,提升他们的相对准确性,这就是未来资产管理机构在系统化建设中所必须面对的,也是各家机构必争之地。同时我们也看到,全球的头部资产管理机构,在系统科技化的同时,把一部分系统平台化,比如Blackrock的阿拉丁,并开拓出资管行业的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收开户费和服务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中国资管行业学习的。

同时他认为,中国资产管理的监管趋势将会统一化,这也是央行资管办法其中一个核心理念,大国的竞争就是制度的竞争,他认为需要平衡处理好三大关系:第一是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的关系,应以行为监管为主,以投资者的最佳利益为核心。第二是功能监管和机构监管的关系,以功能监管为主确保同一功能的业务受到统一标准的监管。第三是公募监管与私募监管的关系,因为公募是面向非合格投资者,因此必须严格审核;而私募面向合格投资者,因此在做好牌照管理和风险匹配的基础上,可以适当的放开形成活跃的直接融资市场。未来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要发展的好、走的远、和国际接轨,监管的统一化将非常重要。

欧洲货币机构投资者集团大中华区CEO汪弘彬则主持了“金融开放与中国资管发展新机遇”圆桌环节,南京银行副行长陈晓江、富达国际中国区董事长何慧芬、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平和先锋领航投顾CEO张宇等嘉宾参与了讨论。

©上海金融论坛版权所有沪交ICP备05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