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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二:充满不确定性的2017 中国经济该如何迈过?

发布时间:2017-01-20    浏览次数:747



中国GDP增长放缓——结构性还是周期性?美联储政策和特朗普上台将给中国和全球经济带来哪些影响?人民币汇率下一步走向如何?

多位中外著名经济学家认为:汇率问题只是中国经济一个方面,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货币政策的框架性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会带来第二产业比例上升及第三产业比例下降,两者在不断融合中,失业问题需要重视;2017年中国经济将面临较多不确定性,国内经济政策将以“稳”为主,应密切关注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系列政策的影响。

这是在近期召开的上海金融论坛相关圆桌会议上传出的信息。本次圆桌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执行院长张春主持,芝加哥大学杰出金融学教授、前印度央行行长、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格拉姆.拉詹,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美国哥伦比亚商学院金融学及经济学教授、前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担任讨论嘉宾,与会嘉宾就人民币汇率、产业结构调整和中美关系等议题展开精彩讨论。


张春:最近国内汇率政策有一些调整,我们该怎样解读?

管涛:关于认识汇率政策首先要有一个非常核心概念,经济稳、金融稳是货币稳的前提。最近有人建议中国应采取浮动汇率安排,不是不可以作为一个选项,但浮动汇率安排能否解决中国的问题是存疑的,汇率只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仅让汇率浮动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汇率浮动不会立刻取得经济稳、货币稳的结果,比如2014年俄罗斯货币卢布出现自由落体和大幅波动,原因是经济衰退、西方制裁等等,一直到2016年随着经济反弹,然后卢布出现回稳迹象,因此关于稳汇率还是稳经济的问题,我认为稳经济是稳汇率的前提。

其次,要从货币政策独立性来理解,当货币政策面临稳经济和稳汇率冲突的时候哪个优先考虑?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经济应基于内部经济优先考虑,实际上我们再往前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也面临保增长的挑战,为了保增长,1998年到2000年期间,中国连续5次降息,当时利率处于比较低水平。因此对于一个大国来讲,当内部平衡、外部平衡发生冲突的时候内部平衡优先。

第三,去年下半年特别是年底以后,货币政策利率有所走高,我们看到有一些市场人士分析认为是年底中国外汇市场出现一定压力,为维持汇率稳定,央行可能有意引导,我认为不能这样狭隘理解。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达到预期增长目标后,宏观调控重点从稳增长走向防风险,所以央行年底采取锁短放长政策,可以看到央行曾连续四次提到防范系统性风险,重点也从稳增长转向防金融风险,只有防止出现金融风险,才能为汇率稳定作好铺垫。


魏尚进

张春:如果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推动乏力,中国经济增速会跌到什么程度?

魏尚进:如果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经济金融危机,由于基本面变化包括人口因素变化在内,根据以往国际经验中国GDP增长速度应该逐渐下降,到2020年大概会到5%左右,当然实际增长中会受很多因素影响;如果出现大的经济金融危机,无论国内还是国际金融危机,增速可能会更低,主要取决于国内抵御经济危机的统筹能力和国内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力度。

张春:中国也面临着制造业占比下调,未来中国服务业会不会像美国一样,成为经济驱动的主要因素?将带来哪些影响?

拉格拉姆•拉詹:随着中国富裕水平提高,制造业相对服务业就会衰退,现在美国服务业已经超过GDP的50%,在中国也一定会发生,随着制造业增长出现工作岗位流失,有些公司决定在中国关厂,把制造业移到别的地区去,美国面临的问题中国也会面临到,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这些工人的劳动率?

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政府不愿意帮助被裁工人进行再培训,以促进再就业。在瑞士,一家企业如果准备开展裁员,公司就业指导顾问会通过工会跟工人联系,在相应领域展开培训,瑞士政府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国家比较小,船小好掉头,美国在这方面应该有所改善,应向工人提供更多的培训支持,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中国能做好。


拉格拉姆•拉詹

张春:第三产业是不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有哪些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可以借鉴?

朱民:中国和美国应该客观看待经济放缓,将制造业的调整当作一个正常变化,2013年中国制造业总增加值第一次超过了美国,但仔细来看,有两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美国制造业虽然没有中国规模大,但更多关注技术密集型,像飞机制造和高科技领域;其次,从公司的盈利角度来看,美国制造业盈利能力比中国公司高很多。所以还不能说美国制造业在衰退,目前看只是朝着价值链更高方向发展。中国制造业还有很大的升级改善空间,朝着技术密集型方向、高附加值方向去努力提升。

张春:是指我们先要走高端升级,然后再做服务业吗?

朱民:两个方向一起走,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制造业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时,也要依赖一些创新。不能把两个概念混淆,一个是结构再平衡,另一个是结构性改革。结构再平衡是因为我们有行业比重失调问题,比如说制造业比例较高,服务行业比例太低,结构再平衡是希望能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而结构化改革关注的是全生产要素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这两个方向都应是以市场为导向。


朱  民

张春:如何理解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关系?

拉姆拉格•拉詹:关于制造业和服务业,有时不能区分太严格,比如说,很难定义汽车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未来会更多看到的是整合,比如汽车里除车辆硬件之外,还有一些通讯服务以及维护服务,制造业和服务业明显的区别已经不存在了,界限变的更加模糊。

另外谈到产业升级如果钢铁生产过剩,这些钢铁工人怎么办?很少有国家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北欧国家有很好员工安置政策,但成本太高,不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怎么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又不会产生社会动荡,也要很好的综合管理能力。今后5年到10年,无人驾驶将会得到大规模应用,以及电动车普及,也不需要那么多维修厂,这对传统行业冲击都很大,这些技术变化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影响几乎是同步的,真的值得好好研究。

朱民:过去我们一直是从行业层面来讲结构化改革,未来也要渗透到就业市场的结构化改革,今天制造业和服务业区别越来越模糊,比如GE卖一台医疗设备给医院,利润不是来自硬件一次性销售,而是后期服务和解决方案,GE从原来制造业变成了一个今天的软件解决方案提供商,所以服务业和制造业界限越来越模糊,真的要重新思考。

魏尚进:制造业本身也有一个结构调整的空间,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中国周边的很多国家都希望提高纺织品在世界市场占有率,比如说孟加拉,是世界上第二大纺织品出口国,生产成本只有中国二分之一,我们从价格上竞争不过,怎么办?中国有很多具有技术含量的纺织品机器,短期内孟加拉无法生产,因此孟加拉国早晚要进口,所以中国在制造业结构转型的方向就是向高附加值发展。

张  春

张春: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大概在什么范围?中国央行会不会让人民币持续贬值?

管涛:关于人民币是不是接近均衡水平,这是一个理论概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前些年大家认为应该用购买力来评价人民币,所以人民币长期升值不可避免,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看空情况下,改从货币超发这一角度来评价,两者都有一定道理。

假如市场一致认为7块钱是一个均衡水平,市场汇率不可能自动稳定在均衡水平上,一定是围绕均衡水平上下波动,市场看空时候就会选择性相信坏消息,跟基本面并没有太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猜测今年汇率水平有很大困难,因为并不知道均衡水平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同时过去人民币走势的经验不适合现在来做判断,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都不是主要靠市场来主导的,因此猜市场底在哪里没有意义。从政策层面来讲,过去中国经验有贬值压力时,汇率改革就暂停,有升值压力时,就会有管控的渐进升值,因此当时的经验不适合现在的情况。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表述,是强调今年总基调是稳中求进,稳是大局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推动相关改革,对汇率改革提出增加汇率弹性的同时,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基本稳定。如果政府想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关键取决于能不能实行可信的汇率政策,如果价格信号能发挥作用,也能够起到稳定预期效果。


管  涛


张春:人民币加入SDR有哪些影响?

朱民:第一,这是国际金融历史上的大事,要用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件事,第一次有一个新经济体货币加入所谓的国际货币俱乐部,人民币加入SDR影响也非常大,如现在开始发行SDR债券、绿色金融债券等等,有些国家借了IMF钱,还债的时候也可以用人民币。

其次,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并不是仅仅只有一个升值贬值的问题,以前讲金融改革,主要偏重于银行改革、市场改革,很少讲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因为加入SDR,作为交易货币就要有市场估值,设立三个月利率机制,开始打通国内外资本流通通道,人民币改革同时满足了这一系列的要求。

张春:未来印度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

拉姆拉格•拉詹:印度经济体规模比中国小,印度经济过去几年增长非常快,开工很多基础设施项目,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些都是经济日程上的重要议题,可以期望在未来几年按照这样一个增长轨迹发展。中国经济也会持续增长,不是说要赶超中国发展,但是未来增长还是会保持一个很好的势态。

张春:印度服务业占比目前很高,未来是否会迎接新一轮工业革命?

拉姆拉格•拉詹:我们没有太多关注到底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这两者界限已经不明显,我们主要是要打造一个很好经济环境,建设更多的大学,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是否像中国一样关注制造业发展,还是要谨慎,因为世界发展非常快,中国也经历一系列增长问题,当然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发展服务业,还有其他领域,结构性改革或许是解决之道。


张春:2017年美联储更多关注资产负债表还是利率?

拉格拉姆•拉詹:利率政策大家了解的比较多,是货币市场一个重要工具,资产出售对利率有影响,但更多要看它的长期影响,是不是进行长期的资产出售。另外,选择一些利率工具还是资产工具来调节也需要考虑,有人可能认为这两个工具都要使用,可能更多人期望美联储还是多关注利率方面,而不是进行资产购买。

张春:怎么看2017年美联储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朱民:利率和资产出售是两个很重要的工具,利率工具可能是美联储考虑最多的,而且还会继续在这方面进行操作,特别是在特朗普经济政策清晰后,可能会引起美国通货膨胀,所以美联储在今后12个月还有升息压力,总的来说2017年我们还是会看到一些波动。

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市场利率是上升的,特朗普上台可能会带来风险的重新定义,全球资产也会进行重新配置,这会造成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利率的上升带来美元也会走强,过去六周美元已经增长了5%,这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

现在全球市场之间联系这么紧密,毫无疑问会造成影响,近期美国债券利率上升,中国的债券利率也上升很快,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市场相关度非常高,而且两个市场调整方向也非常一致,这些都反应对中国政策制定者来说应该要慎重考虑。


观众:未来中美关系会变的有多糟?

朱民:美国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产能过剩、投资减少、产业轻化、劳动人口参与率下降以及基础设施老化,导致美国中产收入减少,这都是特朗普上台要面临的问题。但特朗普不是共和党选出来,也不是民主党选出来,是今天美国40岁到50岁的中产阶层选出来的,因为这些人看到美国经济面临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美国面临的老龄化也非常厉害。

可能特朗普上台后,会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减税,增加就业和促进资本流入,在这个背景下贸易战一定会打,是什么结果还很难预测,可能会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法律问题,要通过WTO走很长的程序。中美双方贸易合作空间很大,作为经济体量最大的两个国家,双方最终还是要考量怎样做才是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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