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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世界经济的“七低”特征和“结构性改革”这味药

发布时间:2017-01-18    浏览次数:668



2017年的世界经济无疑将充满更多不确定性,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前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近日在上海金融论坛上就用“七低”高度概括了全球经济前景,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投资、低贸易、低FDI和低油价。

在这场由被誉为“金融黄埔”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高金)主办的聚焦中国的世界级对话中,朱民发表了题为《世界经济与中国:结构变化和调整》的主旨演讲。

在他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远超我们的想象,总需求政策的空间也基本用尽。全球经济也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应对这些变化,只能依赖结构性改革。

“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的跟进,总需求政策只能制造泡沫。货币宽松不是我们唯一的选项,应该把结构性改革放在优先位置,再辅以总需求政策来为改革创造空间。”朱民在演讲中指出

全球经济:低位的均衡

低位运行——这是朱民对当下全球经济的概括。

危机后,全球经济在2010年曾有一个强劲的反弹,但之后持续下探。朱民介绍说,通常危机后经济会呈现“反弹—下跌—再反弹”的走势,但这次不一样,经济持续在低位运行。许多经济学家都曾预测经济即将反弹,但反弹并未发生。

全球经济处在一个低位的、均衡的状态,且后续下行的风险仍然存在。观察工业产品价格(PPI),下跌更明显,这表明了全球竞争的激烈程度。全球有40多个国家PPI增速为负,130多个国家的PPI增速低于2%。要知道,2%通常来说是政府制定的通胀目标。换句话说,全球整体上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

通胀率在低位徘徊,但实际利率的降幅更为显著,因为货币当局制定的名义利率降得更快。竞相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的实际利率为负。

“我把当前的状况概括为‘七低’: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低投资、低贸易、低FDI和低油价。”朱民总结认为,“全球经济处在一个低水平的均衡。这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冲击远超我们的想象。2007年,IMF对全球经济做过预测,是下图中的蓝线,但后来经济的实际运行是黄线。可以看到,危机把经济平行地下压了一大截,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都未能幸免,危机后的经济再也没有回到危机前的轨迹。而通常,危机后的反弹会使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轨迹。全球经济,在过去8年中损失了15%的GDP。”

 

无论是从资本还是劳动力的角度看,发达经济体的潜在经济增速在危机后都大幅下降了,到了2015年有所反弹,但还在低位——而潜在经济增速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础。

经济下行,总需求政策就该派上用场了。但朱民指出,我们面临的一大问题是:总需求政策已经没有空间了。以2007年为基期,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与GDP之比普遍上升了50%左右,新兴经济体的这个比例也同样上升。可另一方面付息成本从2007年至今保持不变甚至还略有下降。

表面上看,这是好事,能以更低的成本借更多的钱。但在朱民看来,这造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卡死”的局面。一旦利率上升,政府的付息成本上升,财政政策的空间骤降。而事实是,货币政策几乎没有宽松的空间了,全球处于负利率的经济体占GDP的28%。


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紧接着,朱民阐述了他观察到的一些全球经济深层次结构性变化。

第一,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老龄化当然是大问题。全球的人口总量在不断增长,但有意思的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08年就开始逐渐下降,而非洲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却在不断增长,预计要到2060年才到拐点。也就是说,人口正从高GDP国家向低GDP国家转移,而这对资本配置和总需求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贸易增速下降。1986年到2007年,全球的贸易增速大约是GDP增速的1.6—1.8倍,但危机后全球的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这是过去50年来的首次。

一个值得注意但尚未能得到很好解释的现象是,收入对于进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在下降。也就是说,每增加一块钱的收入,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在逐渐降低。

 

“我们还找不到很好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朱民直言,“但直观地说,我们这一代婴儿潮出生的人,退休后不再买房买车了,而千禧一代的年轻人天生就不买房不买车,他们更爱旅游,更愿意下馆子吃饭,更愿意在服务业上消费。经济学中,需求偏好的变化是极其重要的。”

第三,全球性的产能过剩。时长一到两年的产能过剩可能是周期性问题,但持续的产能过剩就一定是结构性问题了。危机前(1985-2007)美国产能利用率均值80.8%,2016年二季度为75.3%;欧元区在危机前产能利用率均值为82%,目前81.5%;日本危机前均值112.1(指数),当前水平仅有95.4。

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在2014年后出现快速下降。2016年8月产能利用率为75.5%,较2014年下降2.7个百分点,比历史平均低了4.5个百分点。从更长时间来看,美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呈现趋势性下降。

第四,发达经济体变得越来越轻。2014年,美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为78%,与2008年的水平相当,而奥巴马8年前就曾喊出了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口号。日本为72%,欧洲介于两者之间74%。

第五,全球投资急剧下降。如果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下降,对贸易品的需求弹性下降,投资当然会下降。以2007年为基准,2008年到2014年美国的投资的降幅相当于GDP的25%,每年下降约3%。弱投资,是无法带来增长的。

此外,全球收入分配恶化,突出表现为中产阶级被压缩。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危机后持续下降,或许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创新已经用尽,而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创新尚未产业化。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和谐度”总体上恶化,而国内的不和谐势必会加剧传统的地缘政治冲突。挪威和丹麦边境的一座桥被封锁,致使去丹麦工作的挪威人上班时间延长2小时。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动荡。


 

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结构性改革

世界经济出现了诸多结构性的变化,中国也在改革中调整和发展。2016年中国的GDP增速约为6.7%,这是促改革调结构后的结果,假如没有改革,经济的下行压力会更大。IMF预测,按照目前的改革进度,中国未来5年内能维持6%左右的增速,如果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增速还能更高一些。

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的再平衡是有成效的。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上升,居民储蓄下降的同时消费却在上升,消费对GDP的贡献度在进一步增强。

“无疑,这些都是好事。但我想说的是,成效有,还远远不够。下图把中国的再平衡与世界上所有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做了比较。横轴是消费的比例,纵轴是投资的比例,可以看出2011年到2015年,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在下降,消费比重在上升,红色的点在往好的方向移动,但移动的幅度有限,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还不小。”朱民指出。

 

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也有隐患,朱民认为最大的“迷思”在于金融风险在集聚,突出表现在公司债务在上升。照理说,调结构的成效应该是降杠杆,但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数据却显示危机后中国企业的杠杆率一直在上升。

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味药,那就是结构性改革。危机后,货币政策一度作为主导政策,在应对危机、激发总需求方面起到的很大的作用。

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总需求政策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只会恶化宏观环境,制造资产泡沫。结构性的问题,只能依赖结构性改革。

朱民认为,关于结构性改革,有几个需要厘清的问题。首先要加大产品市场的改革,要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尤其是要提高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世界在变轻,制造业占比在下降,服务业占比在上升,如果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工资当然涨不上去。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退休金和社保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我们需要更有效的投资,这包括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知识投资,特别是有创新的中小企业。各国政府很久以前就提倡支持中小企业,但事实上资源应该向有创新、有研发能力的中小企业倾斜。同时,通过教育、医疗和健康,投资长期人力资本的形成。在结构改革的基础上,才能动用空间有限的宏观调控政策来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而不是本末倒置。我们不能再依赖货币政策了,结构性改革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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